尽管早已销户，伍子胥万万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后人扣上多顶帽子--带路党+汉奸！
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毕竟，汉奸一词最迟到明朝才出现，专为咒骂那些帮助南方山民抵抗朝廷的编户齐民。伍子胥贵为古早贵胄，根本不懂其中原理，却也无法逃过这场跨越千年的“时空文字狱”。
复仇功绩与端午节
众所周知，伍子胥的典故始于一场宫廷阴谋。因为听信谗言，楚平王下令处决其父伍奢与兄长伍尚，只剩他单独伍逃亡后一夜白头。经过16年隐忍，才借吴国大军攻破郢都，将已死的国君掘墓鞭尸。
此后，列国人才皆对伍子胥评价甚高，其中不乏墨子、屈原这类现象级大拿。司马迁也在《列传》中写道：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事实上，伍子胥为报仇雪恨做过很多准备工作。例如辅佐吴王阖闾成就霸业，主持修建过今日苏州的前身--阖闾大城。
苏州的胥门、胥江、胥口，南京的胥河，扬州的胥浦，常州的胥城，无锡、嘉兴的胥山，都是在纪念其大名，也是他兴修水利留下的纪念印迹。两千多年来，苏州百姓一直有伍相祠祭祀传统。至于端午节的龙舟和粽子，也源于对他沉尸殉吴的祭奠。
汉奸审判
然而，上古先贤们的广泛好评，竟成后世眼里的不忠不义罪状。西汉的扬雄就在《法言-重黎》唱反调：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
不过，当时的批评仅停留在“祸害楚国”、“手段残暴”层面，远没有上升到叛国高度。
两宋时期，针对伍子胥的风评出现关键转折。随着皇权强化和理学兴起，忠君概念被无限拔高。所谓“君叫臣死不得不死”就出现在这个特殊阶段。譬如学者魏了翁受，就公开否定其复仇行径，还斥责他为叛国逆臣。另一位理学家黄震，同样批评伍子胥的弑君陋习。
讽刺的是，长江对岸的晋朝遗老王若虚，同样深受宋文化影响。他也在《滹南遗老集》中评价伍子胥是勇而无礼、为而不顾，既自贼其君、又贼人之君，员真小人也哉！
时间一长，这类价值观就影响到民间，出现“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盛况。根据《清平山堂话本》记载，宋真宗曾驾临武庙，见伍子胥和赵云位列陪祀七十二子行列。尽管有大臣站出来表演忠臣，觉得伍子胥因鞭主尸而不堪入庙，还是被心宽的君主用英杰行为解释过去。
直到明清，《东周列国志》等小说出现进一步态度偏移。通过申包胥之口，斥责伍子胥行为过分，进一步在民间强化其“不忠不义”形象。
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尤为害怕。于是，主张强化忠君思想，大大影响伍子胥的社会风评。明朝大儒邵宝就有过批评：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
甚至，连与伍子胥有关的赛龙舟风俗都遭打压。正德三年六月，吴登显等三户人家，因为在端午节划龙舟而被抄家杀头。
哪怕对君主持否定态度的顾炎武，为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仍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表示：平王固员之父仇，而亦员之君也，伍子胥亏欠君臣大义，于凡人则可也，于君则有不得以行之者矣。
当然，他也没有一竿子黑到底，仍然肯定伍子胥的开水利功绩。
到近现代，恶评伍子胥的风潮愈演愈烈。由于民族主义思潮泛滥，背叛楚王的报仇举动无异于十恶不赦。文化学者陈志岁在《载敬堂集》中评价：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为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
2022年8月5日，荆州日报登载《伍子胥与申包胥，一样的监利人不一样的情怀》。文中结合王伟《楚国简史》，称伍子胥甘当“带路党”，“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君王，背叛自己的百姓”。
不断收紧的道德绞索
这个演变过程，清楚显示集权不断加深，如何一步步收紧对个体的道德束缚。伍子胥的行为本意是“孝”，最后被“忠”给全面压制，血亲复仇彻底让位于纲常伦理。
在早期儒家的宗法伦理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良禽择木而栖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只有到背叛的同一时刻、亲手杀害主公的地步，才够得上背德。
正如楚人出身的曾国藩并不憎恨伍子胥，反而相当推崇他的隐忍、孝义。所谓汉奸骂名，不过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道德绑架，也是皇权卫道士们为维护专制统治而精心编织的朝族不分谎言。
他们骂的是伍子胥，维护的却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思想钢印。这种“心中辫子永不割断”，远比古人掘墓鞭尸的那双手更肮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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