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腊月初四，华北某野战部队在石家庄郊外临时营地为几位老地下党员举行入党六周年纪念。帐篷外北风如刀，篝火升起。一个头发花白、左腿略显跛的中年人默默坐在火堆旁，裤腿掩不住狰狞的伤痕。有人悄声问连长：“他不是当年差点成了‘大汉奸’的王培森吗？”连长摇头冷笑：“要没他，咱们十几条命就埋在武邑那口老水缸底下了。”
回溯到8年前——1943年3月，河北武邑县城。日伪宪兵队突袭，一名戴毡帽的中年汉子被捆进灰暗的审讯室，正是地下交通员王培森。此人熟稔武邑十几处情报据点，向来慎密，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阴冷的小屋里，墙上悬着烙铁、铁钳、竹签。老虎凳已架好，辣椒水在角落缓缓起泡。前三天，鞭打、吊挂、针刺轮番上阵，王培森咬牙不发一语。到第四夜，裂开的脚踝滴血，他的意识开始模糊。日本宪兵低声嘶吼：“说，八路军藏哪！”王培森喉咙像破风箱，挤出一句：“……孔屯村，王家大院。”
一句话点燃了敌人贪婪的目光。宪兵把他松绑，套上干净棉袍，塞了两个白面馒头，还安排军医包扎。表面关照，暗里算盘打得噼啪作响——让王培森作活招牌，告诉老百姓：落在皇军手里，顺从才有活路。
这支日伪小队星夜出发。走在最前面的王培森步履虚浮，却强迫自己挺直腰板，深怕同路汉奸刘福全瞧出破绽。村口，犬吠声此起彼伏，房门紧锁，炊烟骤灭，人人避让。王家的老大娘颤抖着拦门，“庄稼人家清白得很”，她哭着辩解，被推倒在雪里。
日军搜遍厅堂，连墙缝都撬开，什么也没找到，怒气陡升。王培森硬撑着说：“地下室在水缸底，那里可能有旧档案。”他领着日军挪开那口一人多高的大缸，露出一方新拱的泥洞。
宪兵队长示意王培森先下，“你若骗我，这就是你坟墓”。他点头，咬牙钻进暗道。手电光柱晃动，土腥味呛鼻，前方忽现十多张蒙灰的脸——竟是附近乡游击队的骨干，昨夜刚来此商量破袭武安铁路。两边对视，空气陡凝。一名排长默声问：“外面情况？”王培森只做了个“噤声”手势，随手抓起几沓不痛不痒的旧文件，藏好惊惧爬回地面。
“就这些！”他把纸摔在地上，“早废弃啦。”队长狐疑，攥着手枪踱步。刘福全凑上来：“大佐，不如放火熏！”话音未落，王培森心头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忽然抬手指向院外：“还有一条暗道，通后山土岗。八路爱挖洞，怕是从那边跑了。”一席话让日军产生错觉，队长立刻分出半数兵力去封堵“后山出口”。
趁敌人调动，王培森猛地撞翻一名士兵，踩着残雪狂奔。枪声骤起，子弹呼啸，他凭借对庄稼地形的熟悉拐进一片枯草沟。夜风带走血腥味，也为他盖上黑暗的斗篷。与此同时，地道深处的八路军趁烟雾退散，从另一侧狭缝连夜突围，直奔东南的芦苇荡。没人受伤。
凌晨，追击的日伪未果，只得押着再度被擒的王培森返营。刘福全气急败坏，一脚踢翻他，骂道：“狗汉子，敢耍花招！”王培森蜷缩在泥水里，一言不发。宪兵队长已决定，翌晨处决以儆效尤。
消息却已飞过滹沱河。武安铁路大队火速派出两个小分队，于3月19日夜摸向县城。凌晨时分，枪声、手榴弹、汽灯的火焰搅成一片。看守所北墙被炸开豁口，王培森被搀扶着越出火光。撤退途中，他两次昏迷，仍紧抓一卷小纸条——那是他在地道里顺手带出的民田分布图，正可为下一步部队筹粮提供依据。
抗战胜利后，王培森继续在地方武装工作。1949年，他跟随部队南下，解放济南、攻克南京。建国后，组织对抗战时期一系列可疑案例进行复查，王培森“供出大院”一事再被翻出。调查组走访当年地道幸存者，排长握住记录员的笔，“如果不是老王那声提醒，咱们几个能不能活到今天都难说。”证词汇总，结论清晰：王培森在极端酷刑下隐藏核心机密，巧设一招“弃子换生机”，用自身性命为十余名同志铺出生路，功大于过。
1952年初，冀中区党委通报处理：保留党籍，记功一次。批准后，王培森被调往县粮食局，从事复员军人安置工作，直到1963年因旧伤复发离职。老战友常打趣：“那口水缸压他一生，救了不少人，他自己却被压得一瘸一拐。”王培森只是笑，从不辩解。
1979年冬，他病逝于故乡。村里的老人提起他，总会说，那个脊背佝偻的人，靠一声假招供救回半个连；也会提到刘福全，那个汉奸在1944年便被八路清算，尸骨无存。人心向背，时间自会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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